年7月18日上午，周恩来早早就来到上海虹桥机场，等候李宗仁乘坐的班机到来。利用空隙时间，他在机场内的休息室对前来迎接李宗仁的人士再次做工作：
李宗仁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能觉悟的话，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希望大家不要有“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要看到李宗仁回国可以在另一方面发生的影响。
周恩来还交代：“你们回去还要为三军做些解释。”
中午，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等人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偕陈毅、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上海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早已等候在机场了。
当晚，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一行。
7月19日，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周恩来与李宗仁进行了正式会谈。周恩来风趣地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到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情报落后了。”
接着，周恩来讲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第三势力和李宗仁的出路等问题。他强调：“第三势力活动肯定没有前途。但总还有一部分人要搞，同时必然依附于一种外力。不论靠美国或是靠日本，都必定要失败。”他再次向李宗仁讲了“四可”“四不可”的原则，重申了来去自由的政策，并要求李宗仁正确对待“过五关”的问题。
能顺利地回到祖国，李宗仁感慨万千。他对周恩来的周密安排表示深深的感谢，对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表示十分佩服。
7月20日上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比李宗仁所乘的飞机早20分钟离开上海，飞抵北京。上午11时，当李宗仁到达首都机场时，周恩来再次在机场热烈欢迎他。这一次的欢迎，周恩来率领的人更多，阵容更大。除了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首都各界人士。共和国总理接连两次在北京和上海两大机场迎接同一个人，一个过去的政敌、历史的“罪人”，这是极少见的！
在机场，周恩来向李宗仁介绍了前来迎接的各方要员，其中一位，便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薄仪。薄仪是前几年被政府释放的战争罪犯，他现在在北京过着平民般的生活。薄仪与李宗仁相见，是周恩来有意安排的。周恩来之意，清朝的末代皇帝经过改造，已经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纳了；原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必定会从末代皇帝身上得到一些启示，早日融入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队伍中。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宣读了早已拟好的声明，表示自己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意，并说：“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有用的贡献。”
自从踏上祖国土地后，李宗仁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李宗仁归国，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他都得到了党和国家各方面诚挚而周到的接待。中共摒除前嫌，对他待以上宾之礼；祖国和人民也原谅了他的过去，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李宗仁最终实现了“叶落归根”的夙愿。
自回国以后，李宗仁感慨万千，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再次接触中，他比当年两军对垒时更加了解他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宽广的胸怀、深邃的目光、渊博的学识和治理国家的能力，给李宗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要让寓居国外多年的李宗仁尽快适应国内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帮助李宗仁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交代有关方面，对李宗仁的思想、生活要多加照顾。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自8月份起，各有关方面和个人对李宗仁的宴请、招待便接二连三不断。
8月6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会，欢迎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回国。
十天以后的8月16日，傅作义夫妇以老友身份为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举行了家宴，周恩来欣然前往出席。
8月17日，贺龙和罗瑞卿又出面举办了招待李宗仁的宴会，周恩来再次出席。不久，张治中、程潜等前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出面宴请李宗仁，周恩来都应邀出席作陪。
为表示对各方面的统一答谢，12月2日，李宗仁也举办了一个大型宴会，答谢的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没想到，李宗仁回到国内后，还没过上几天的好日子，夫人就一病不起。年3月21日，医院病逝。周恩来得知后，医院向郭德洁的遗体告别，并对李宗仁表示安慰。
第二天，一场天灾又降临华北，河北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这时北京也出现了许多谣传，为此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
（一）对地震的发生，要做到提高警惕和保持镇静相结合。对自然界作斗争，首先要保持镇静，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掌握情况，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采取措施。
（二）加强震中现场观测。立即派飞机把地震仪送至尧山和耿庄桥，迅速沟通尧山、耿庄桥经石家庄至北京的有线和无线专向通信，保障地震情况及时上报。
（三）地震区要提高警惕，预做准备，减少损失。
（四）对谣言要追究。要区分两种情况，对以讹传讹，传错了的，要给予批评教育，及时解释，以镇静的精神使谣言自释；对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乘机造谣的，追查清楚后，要彻查严办。
地震的威胁，很快就过去了；而李宗仁丧妻的痛苦，不久也得以治愈，在有关人士的关心下，医院的护士胡友松结了婚。
不幸的是，另一场人为的政治灾难，却降临到中国大地。
就在李宗仁回国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顺境与逆流交织发展。新中国成立16年来，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政治上独立，经济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李宗仁回国的时候，在祖国建设方面，党和国家吸取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逐步探索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规律，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已经令世人瞩目。
年，我国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光明后面也潜伏着暗流。“左”的指导思想时常干扰国家建设，尤其是年以后，根据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这根弦在人们头脑中越绷越紧。由于中苏论战的扩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担心出现现代修正主义的疑虑越来越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扩展开来。
李宗仁回国不久，“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便悄然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李宗仁的特殊地位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照，他未受到冲击。但是年8月18日以后，红卫兵迅猛发展，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些幼稚无知的红卫兵对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发起了粗暴的冲击。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界的头面人物等被红卫兵抄家、揪斗。周恩来担心的事一件一件地发生了。
为了阻止这种无知甚至别有用心的行为进一步蔓延，年8月底，征得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笔手书了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其中，他开列了宋庆龄、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国民党方面高层人士。在名单的末尾，周恩来还特意添上了“李宗人”（应为李宗仁）这三个字，他担心李宗仁刚回国，还没有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更容易被冲击。
中央统战部按照总理指定的范围，又开列了一份详细的党外人士名单，上报周恩来。不久，周恩来批准了这份名单，并责令部队和公安部门把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保护起来。同样，给李宗仁家里派去了两名解放军卫兵。
李宗仁的新夫人胡友松，却没有躲过政治斗争的风浪。9月，红卫兵欲将胡抓去批斗，到李宗仁家里来要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胡友松有错误可以批，但不能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家搞斗争。”
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盛大集会。然而，这一年的国庆日却与往年明显不同。广场上人手一本红塑料封面《毛主席语录》，形成了“红宝书”的红海洋；那些手拿“红宝书”的人，个个像红卫兵一样身穿草绿色军装，又形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一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比往常更为震天撼地。连红卫兵小将的代表也像外国元首一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的身旁。
李宗仁也被邀请参加国庆17周年的庆祝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大会开始前，即将上主席台的人们几乎都在后面的休息厅里休息。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他的两侧，左边坐的是程潜，右边是傅作义。他们正在吃茶谈话的时候，突然间门口走进一位身穿黑色服装，披着黑披风，头上戴一顶帽子，遮上一块黑纱的妇女，看上去好像教堂来的修女。
她进屋揭开面纱，很多人都霍地站了起来。她走到程潜面前和程握手之后，因为李宗仁没有站起来，她就越过李宗仁和傅作义握手招呼了。她走过之后，李宗仁悄声问傅作义：“她是谁？”傅作义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你怎么不认识呢？”李宗仁神色不安地说：“我只是在毛主席去年请吃饭时见过一面。她现在改了服装，我都认不出来了！”李颇觉得失礼，后悔不及。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过来，李宗仁不安的心情才算稍稍平静了些。周恩来亲切地向他伸出右手，关切地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解放军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李宗仁备受感动，但他觉得自己仍未受到冲击，不应给周总理添麻烦，因此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
周恩来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
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
听到这一自信的回答，周恩来哈哈一笑，赞赏地说：“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这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人们预想不到的速度，向人们预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不久，李宗仁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好。周恩来得知后，极为关心，在他的一再关照下，终于把李宗仁接到解放军医院将军楼，以治病为由保护起来。与忧虑的心情相随，李宗仁的身体状况也一天天恶化。
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甚多，医院检查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后由有名的肿瘤大夫组成一个医疗小组，拟出治疗方案，并经周恩来核定。切除手术做得很好，9月下旬，李宗仁出院，迁居至北总布胡同新公馆休养。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是因他多年久患肺气肿，心脏已呈衰竭迹象，身体已经差多了。
9月30日，他应邀出席了庆祝国庆19周年的人民大会堂国宴，在宴会厅待了两个小时，回家以后，体力不支，次日又病倒住院。李宗仁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变化，周恩来倍加关心，他后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李宗仁再次入院后，曾请中医国手诊治，但他虚不受补，成效甚微。
李宗仁年1月25日，他又得了一场肺炎，由于青霉素发生抗药性作用，抢救未能成功。1月26日，在病危中，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
停了一会儿又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尹冰彦）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宗仁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李宗仁临终之时不忘的几瓶酒，是颇有来头的。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他手中就保存有几十年之久，一直舍不得喝。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有两瓶是抗战初期李坐镇徐州时，那位与英国人关系很深的华东大企业家杨树诚送的。其余的是中国金融界以收藏名酒闻名的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送的。这些酒，由外国进入中国，又由李宗仁带到美国，然后又带回中国，始终没有开封品尝。他说，这种酒可以入药，非常名贵。
在病榻弥留之际，李宗仁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他在这封简短的信中说：
“我在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年1月30日午夜12时，李宗仁在他78岁的这年，与世长辞。所幸的是，他最终在祖国的土地上了却了“叶落归根”的愿望。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审阅了送来的关于李宗仁的治丧报告，他亲自将报告中遗体告别仪式“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并安排由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发表李宗仁病逝的消息，同时刊登李的照片；此外，还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名单中加上了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的名字。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修改的治丧报告。
2月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在仪式上，他称李宗仁在弥留之际口授的那封信为“历史文件”，说它充分体现了李宗仁深深的爱国之心和远大的历史眼光。
李宗仁虽然回国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回归在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引起的震动，他叶落归根的举动对中华民族和平统一事业的重要影响，都在历史的篇章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而周恩来，就是那个主笔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