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长城作为华夏文明的符号，千百年来一直以其雄伟壮观的气势，和磅礴蜿蜒的雄浑闻名世界，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更是我们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辉煌象征。
然而这些美好都是今人的感受和评价，在很多人眼中，由于修长城耗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特别是大秦帝国始皇帝遣蒙恬率30万士卒收复失地后在国内大量征派征夫修筑万里长城，长年累月的人力财力投入引发四处民变，最终导致大秦二世而亡这一原因，长城在人们的眼中往往被冠上两个固定的标签，对古人来说必定是痛苦，对今人来讲只能做景点。
果真如此吗？书生不这么认为。
从经济角度来分析，长城虽然修筑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却一劳永逸，成为后世省钱的“大利器”。
农耕文明的优越性，是修筑长城的“罪魁祸首”
首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修长城？相信很多人的第一答案一定是抵御匈奴。
可匈奴好端端的，为什么要侵犯我们呢？这就得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对比说起。
早在人类文明之初，中原各族依然是采摘游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与游牧民族差不多甚至不如游牧民族。但随着中原农耕文明的崛起，一切就发生了转变。
农耕文明首先，农耕文明给中原各族带来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和方式，依托母亲河拓展的农耕，春种秋收的种植方式很快让剩余劳动产品产生，这是从游猎到农耕转变的基础。
其次，农耕文明让各族脱离了游猎的生活方式，驻扎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这种固定的生活带来的最直接的反应有两个：一个是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增加；一个是社会分工的细化，意味着社会文明程度和科技实力的增长，而这又会反作用于农耕文明。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社会分工的细化，如果没有农耕文明带来的剩余劳动产品，人们始终无暇顾及科技与文明，社会就不会进步，相反，农耕文明让人们固定聚集在一个地方，人口增长与社会分工出现，社会就开始变得复杂而高效，比如一部分人专门耕种，一部分人则负责农具的改进与所需产品的研究（比如研究耕犁与烧制陶瓷等），如此一来，农耕文明的社会效益会再次放大。
第三，社会富裕程度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上升。我们经常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基础，中原的经济实力增长直接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文化文明的发展，比如丝绸、陶瓷等的产生都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
而与农耕文明相比，游牧民族的短板却随着农耕文明的进步显得越来越明显。经年累月的为了寻找水草丰富的地方而居无定所，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加上冬天雪灾的自然灾害，让草原民族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民族。游走在生死和温饱线上的游牧民族更谈不上人口的增长与社会分工，所以中原的丝绸、陶瓷、铁器等都是游牧民族羡慕的“奢侈品”。
有人也许会疑问，为什么游牧民族不发展农耕文明？这是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气候和降水量几乎决定此地的农作物生长情况。
两个文明的不同性质导致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虎视眈眈，而他们的牛羊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并非必须品，因为农耕文明有自给自足的特性，导致在两个文明的贸易过程中游牧民族屡屡处于下风。于是，抢夺农耕文明的生活物资便成了游牧民族成本最低、获取最容易的方式。
面对游牧民族的抢夺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抵抗，非得修长城呢？
这就又引起了游牧民族特有而中原并不多的一种生物的出现：马，以及其衍生出的兵种：骑兵。
对骑兵的抵御，是修筑长城最直接的目的
关于马，中原与大漠里的游牧民族的需求不同，我们要特别了解一下。
游牧民族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这并不是什么天赋与与生俱来的本领，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致，因为要牧羊就得骑马，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成百上千的羊群奔跑起来总得有一种速度快的交通工具来驱赶这些羊群，要跑得快，马的价值就得以体现。
而对农耕文明来讲就不同，耕地不一定非得用马，同样借助牲畜之力，牛就比马好的多，主要有三个优点：第一，温顺可驯。第二，节省草料。第三，粪便可用。
我们逐个分析：老黄牛是农民最可敬的伙伴，力气大又温顺，不像马脾气倔的厉害。同时，与毛驴一样，马也是直肠子，一边吃一边排，夜里还要填夜草，“马无夜草不肥”说的正是这个理儿。而老黄牛就不同，它一旦吃饱，天生的两个胃能来回咀嚼消化。更重要的是牛粪对土地来说是很好的肥料，而马粪却极具酸性，没法成为好肥料。这就导致农耕文明中，马这种牲畜除了跑得快简直“一无是处”，因为耕田种地的劳作，跑那么快有何用？持久耕地才是最大的需求。
综合对比让农耕文明的第一选择一定是养牛而非养马，这使得中原在农耕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就注定与游牧民族之间有个短板：骑兵。
虽然在战国与大秦时期的骑兵多以骑射为主，但这已经超越了中原作战主要依赖步兵的现状，以匈奴为首的游牧民族派一支骑兵前来一通抢夺杀掠，然后一骑飞尘，中原步兵纵然再勇猛善战，追不上成了最大的差距，加上中原民族骑马的技能与从小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不能同日而语，这使得游牧民族越发猖獗。
于是，从战国开始，燕赵秦国开始修筑长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抵御战马，纵然人可以攀越墙壁，但马不行，一旦脱离了战马的游牧民族自然不是中原步兵的对手。长城对匈奴的阻挡作用很明显，无法凭借骑兵穿越成为有效组织匈奴南下抢掠的最有利方式。自从燕赵修长城以后，匈奴只能寻找没有长城的秦国抢掠，于是秦国也开始修筑长城。
秦长城风貌需要注意的是长城的修筑只是阻止匈奴南侵而并非杜绝，因为那时的长城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模样（见后文秦长城与明长城的对比），做工和取材都是因地制宜，要防止匈奴侵袭依然要配合上部队，但有了长城和没有长城对部队的投入却是天壤之别。可以说，长城简直就是为国省钱的“大利器”。
为什么说修筑长城是省钱的“大利器”
没有长城之前匈奴几乎是长驱直入的南侵，没有丝毫遮拦，如果边境线全凭部队防守，那需要全面撒网，就像章邯布防韩信出汉中时一样，谁知道匈奴从哪个点发兵？
但有了长城就不一样，在一条很长的边境线上，只需要派一支长城护卫队依靠长城驻扎，毕竟大部分地区，匈奴是难以翻越长城而进入的。
这中间省了什么钱？粮草与军费。有人会说，军费粮草才几个钱？关于这点，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汉武大帝。
汉武大帝是中国历史上征服匈奴的第一人，凭借卫青霍去病组成的大汉双璧，收复阴山、打通河西走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战绩。
但世人往往看到的是结果和胜利，却忽略了汉武帝主政下大汉的经济。汉武帝发动战争的前提，是享受着“文景之治”的红利期，也就是说汉武帝继位时西汉正是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
汉武帝大肆进攻匈奴，但从关中往边关运送粮草的成本极高，加上供养骑兵和步兵的成本原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再有长途奔袭需要一个骑兵配备数匹精良战马的超级操作，短短几十年，汉武帝不仅吃空了“文景之治”留下的老本，还在国内通过卖官鬻爵、铸发货币等一些不利国不利民的方式敛财，最终导致武帝末年大汉危机四伏！
这就是战争的代价，天下从来就没有轻而易举的战争大胜，战国时长平之战秦国取得了一场大胜，可秦国为此缓了数年才再次开启了统一全国的步伐，国民经济是硬伤。
第二个是诸葛亮。
诸葛亮出祁山最大的弊病是什么？钱粮，说白了还是经济实力的问题。
从蜀汉运送钱粮的成本为什么高？一方面是山路崎岖，有没有漕运可借；另一方面就是运输比例高，比如从汉中打包50担粮草出发，中途人畜需要消耗，等运送到时战场仅剩1担，这样的比例消耗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做支撑，很难维持战争的继续。诸葛亮为什么屡屡退兵？成本太高，钱粮运送跟不上。
诸葛亮剧照与汉武帝相比，一个是用巨额钱粮砸出来的胜利（当然，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西汉众武将天赋不能忽略），一个是钱粮实力跟不上导致的失败（不可否认战略和用人的一些失误），但二者共同指向一个事实：用兵耗资巨大。
但长城的建设，就很大程度上把这种耗资降低了，特别是精良的明长城，沿着崇山峻岭修筑的长城简直就是一条连接各山之间的“高速公路”，一支部队能顾及到的边界线长了，成本自然就低了，而这并非一个时间段的投资，而是持久的运作，如此一来，省出来的钱粮不计其数，长城彻底变成了一个省钱的“大利器”。
拓展：关于秦长城与明长城的对比
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大多是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蜿蜒六千余公里。明长城与秦长城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存在于技术做工方面。
秦长城又称万里长城，做工粗糙，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筑成的夯土墙和碎石墙，如下图：
夯土墙长城遗址碎石墙长城遗址
还有很多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做工比较粗糙导致其不可能流传太久。虽然现在看起来这种长城做工有些不起眼，但在那个年代，由于科技和经济双重落后，这已经是消耗民脂民膏的作为，加上战线冗长，修筑范围辽阔，秦始皇几乎动用了举国之力才完成了这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而相比秦长城，明长城就好看了很多，采用条石与青砖堆砌让明长城板正美观。作为明朝的军事防御工程，无论坚硬程度、美观程度，明长城都是一个标杆，这也是后世称颂的原因，堪称世界奇观。
明长城结语
举世闻名的长城在历史的进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象征，它历经千年而不倒，发挥着属于它自己的独特价值，散发着从悠悠历史中酝酿出的独特魅力。
然而我们却常常以劳民伤财去评价长城的修筑，忽略了这一劳永逸的壮举带给当代与后代的经济效益与价值，也正是燕赵秦国开创性的修筑，大秦帝国举国之力扩展，才有了后世明长城堪称标准化的修筑，才能留给后世这样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我们不得不说，长城是伟大的、优美的，同时，我们也要说，长城也是智慧的、富饶的。
